作家专栏纸飞机的故事生活

我确信这世界是由故事所组成,故事就是我的生活--我在生活里找故事,在故事里找生活。申惠丰,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助理教授、《纸飞机生活志》总监。

说真话是骨气,被讨厌是勇气

发表时间:2019-08-22 点阅:604

办公室有一种人让我很敬佩,就是敢在会议里,对着主管提出异议的人。当主管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滔滔不绝发表著(可能是自以为是的)某些「高瞻远瞩」的想法时,底下的人们,巴结一点的会无意识但规律性的点头,厌世一点的会在议程纸上画些缠绕画,多数人可能一边点头一边作画,但就是没有人会讲内心话。

 

 

就在一切都行礼如仪,大家等著散会时,突然有个声音打断了主管的发言,也许只是简短的一个问句,但却可能让主管脸色发青、哑口无言,让在座沉默的同事们,有种「终于有人说出真相」的快感!只可惜,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常见,因为这样的角色通常令人讨厌,特别是在「官大学问大」的办公室文化中,当个异议分子,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不小。

 

我有个强者朋友,在一次会议提案中,对着女主管做下的决策,直接提出质疑,据说会议中,他的同事们个个冷汗直流,主管失了面子,脸色难看,但还算有气度,没有现场发飙,只是僵著身子,冷冷的指示,将朋友的意见纳入考量,重新再议,散会后,从女主管鞋跟碰地的力度,大概就可以知道她的怒气值。事后证明,朋友的质疑是对的,从结果论来看,我这个朋友帮他的主管避开了一次错误的决策。

 

 

但此后,他被贴上了「得罪主管」的标签,整个人在公司黑得发亮。在一次久违的聚会中,几瓶啤酒下肚,他苦笑着说:「有多黑?下班同事都不敢跟我搭同一台电梯!」,我惊叹,有才的人果然不一样,黑也能黑出新格局来。他忿忿不平,认为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做错了什么?」,朋友说,其他同事同样也不认同主管的看法,但没人敢当面提出,只在私底下骂翻了天。

 

 

提出异见,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我当然不觉得朋友做错了什么,我甚至认为,敢于提出「异见」是值得嘉许的行为。我很喜欢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对知识份子的期许,就是要勇于「向权力说真话」。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向权力说真话,意味着对权威(或多数)提出挑战,去质疑那些早已被接受或妥协而成定见的共识。在我们的文化里,异议者大多被视为坏小孩,因为他们总是在破坏规矩、制造麻烦。

 

 

事实上,有问题的不是当一个异议者或反对者,而是我们面这种行为的态度,把「异见」当麻烦,自然就会把它视为一种侵犯。毕竟异议者的存在,破坏了某种「和谐」与「共识」,让看似稳定的事物产生松动,引起变化,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难以预测。试想,一个已有共识的提案,突然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可想而知,这会造成甚么样的混乱--重新讨论、重新修正、重新提案,这不是在找麻烦吗!特别是,当你质疑的是权势者或者多数意见时,某个程度上,也是在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当一个异议者或反对者,是有风险的。查兰.内米斯(Charlan Nemeth)在《异见的力量》一书中说道:异见会引来质疑,而且是多数人的质疑,作为异议者,必须承担极大的心理压力。再者,异议者不受欢迎,当你选择站在多数的对立面,后果不是被边缘就是被排挤。这也是为什么在会议中,听到一个可能是错误的认知或决策,大家却不敢提出异议或质疑?大多是自觉「人微言轻,说了也没用」,一个不小心,还可能得罪了上司、同事,最后大家宁可爬楼梯也不愿意跟你搭电梯。

 

 

从众是种天性,但有时很危险

 

 

我们从众,是为了追寻一种归属感,站在多数的一方,避免被边缘化,或者低调、保持沉默,这些在我们的文化里,都是「好好生存」的潜规则。恐惧是人们追随大众最强大的原因,我们因为害怕被排挤、被嘲弄,因此选择站立在多数人的立场上,此外,恐惧也会造成寒蝉效应,内米斯说,人们选择沉默就是因为多数力量的影响。毕竟这种鸟事碰多了,你再热血的心也会被浇熄,这种会开多了,提案不见得会进步,但累积的画作搞不好以后可以开画展。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处于一个寻找「共识」的过程,说「共识」这东西形塑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行事的准则,应该不为过。而共识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即尽管你可能并不真心认同,但思维与行动仍会被这些共识所影响,「西瓜效应」让我们很容易朝多数靠拢。这其实颇符合人性,跟多数站在一起,很容易获取安全感,最少风险的分担可以减到最小。

 

 

但从众的结果,却限缩了我们思考的向度,大家有志一同,听起来很热血,但却也可能很危险,那表示,大家对事物的思维,只存在一个方向,限缩了其他可能性,反过来说,「共识」很可能代表着侷限。但多数者的共识力量很强大,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少数服从多数」,因此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多数人就代表了某种正确性。

 

 

这么说,其实也没错,在一般「常识性」问题的判断里,多数意见的确有着一定的正确性--诸如判断一座大楼的高度、一台车的重量、或者林志玲美还是蔡英文美之类的问题。但是如果问题是人工智慧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或者少子化问题该如何解决?群众智慧的可信度就会打上一个大问号。所以,多数意见的正确性,要依情况来判断,它不总是对的,应该说,它还常常会出错。

 

 

异见很珍贵,让思维不单一

 

 

往好处想,共识就是有一个大家彼此都认可的想法,但,共识本身也是一个侷限我们思考的框架。而要打破这种框架,就需要有异议者,也就是不同思维的人。异议者会挑战我们思维框架中那些「理所当然」的认知,让我们有更多样性的思考,当然,异见不代表正确,但异议者的存在--无论是否被认同--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共识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这种多样性的思考,在越来越难以预知且混杂的未来,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它或许会造成效率的降低,但却可以优化决策的品质,或最少,它可以为许多难以预测的意外作先行的准备。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成功的创新团队,总是尽可能组织多样性的人才,多元的思维,意味者强大的想像力。

 

 

只是,成为一个异议者,选择站在权力与多数的对立面,是需要勇气与自觉的,但异议者的力量也从这里产生,内米斯指出,异见具有感染力,当人们看见别人敢于直言,表达反对,这样的勇气会激发人们捍卫自己想法的信念。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反对运动中看到,这些反对行动的初始,都是由少数的异见者发起的,但最终总能唤起原本沉默的群众共同参与。

 

 

因此,必须要说,我们应该把异议者及其异见视为一种珍贵且必要的存在,让那些被权力、体制已然制约的僵固逻辑,有被击破的可能,创新的观点,始终自此而来--那些没有想到的可能与洞见,常常就来自于一个关键的提问或质疑,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用不同的思维重新思索与探究。

 

 

「异见」也是责任态度

 

 

但还是得回到现实,该不该把自己的「异见」提出来?在面对这种嘴痒煎熬的关键时刻,我会先问自己两个问题:与自己认知的现况是否相符?以及,愿不愿意承担自己「异见」的风险。现况是正确性的问题,资讯有错误,就不可能做出对的决策;至于风险的承担,指的不是得罪人的风险,而是你对于自己的看法有几分把握,如果今天按照你的提议走,你是否愿意负起责任?面对意见的争执时,我向来支持需要承担风险的那个人,这是一种对等原则,提出异见,也是同样的道理。

 

 

回到那场久违的聚会,「该说的话还是得说」我拍拍朋友的肩膀,帮他再把酒杯斟满。乡愿解决不了问题,逃避成就不了大事,异见的提出,也表露一种领导态度。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期待有个愿意说出真话的人,「最少,你在他们心目中,会是个值得依靠与信任的人。」这就是领导者的特质,也是逃不开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