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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考验里隐藏着创作的种子──史坦贝克的发迹路
发表时间:2024-05-24 点阅：1536
如何写出好作品？一般我们可能以为，创作者要有平静的心，泡杯咖啡，放点轻音乐，生活过得悠悠哉哉的才会有灵感。今天来为大家举个反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史坦贝克。
美国在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盘后，进入了持续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史坦贝克当然也跟大部分的美国人一样，穷得苦哈哈。不只如此，他父母也在这些年间相继病倒，他成了照护者，并且承受了丧亲之痛。
但一九三○年代对史坦贝克而言，却是写作的黄金年代。原本默默无闻的他靠著《薄饼坪》（1935）走红，又以加州流浪农场工人为主题，接连写下知名的劳工三部曲：《背水一战》（1936）、《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
他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就算生活很忙很乱很惨，用心观察生活，然后，写，写，写就对了！
生活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失业、劳资冲突激烈
一般认为，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为经济大萧条揭开了序幕。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至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间的股市狂跌，导致投资人数十兆美元瞬间蒸发。股市狂跌重创经济，逼得上千家银行关门大吉。眼看经济即将陷入衰退，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选择出手救银行业、借钱给铁路或保险等大企业，他相信挹注资金给经济金字塔上层，就能力挽狂澜，至于穷困的失业民众只能自求多福，或求助于民间的慈善组织。
胡佛的措施失败了，人民觉得他是害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1930年代，失业率攀升到25%，到处是破产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就地取材搭起一座座破棚屋，这里肮脏又混乱，人民戏称这些贫民窟为「胡佛村」（Hooverville），用以「纪念」胡佛的失能。
胡佛当了一任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了，1932年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上任，推动「新政」（the New Deal）。「新政」直接提供失业者和农人纾困金， 对金融业进行改革与管制，并大量兴建各种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推出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并且给予劳工和工会更多保障。
美国中部破产、失去土地的农人家庭大量涌入加州讨生活（详见另一篇文章〈史坦贝克代表作《愤怒的葡萄》：农民出逃潮，加州天堂路〉），导致加州的农场工人严重供过于求，大型商业农场趁机联手削减工资，不只工资低得几乎难以维生，还以各种名目苛扣工资，暴力胁迫，工寮也是破旧又肮脏。1930-32年间，加州农场本来就很常为了抗议低薪而罢工事件频传，只是都很快就被暴力镇压了。有了「新政」的加持，工会更有底气了；1932年底开始，共产党透过「罐头工人与农工工会」（Cannery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为罢工行动提供经验丰富的罢工领袖，他们知道怎么带风向、找资源、怎么鼓舞士气，使得罢工的规模扩大、胜率也有所提高。
病母逼出史坦贝克大蜕变，初尝走红滋味
史坦贝克跟当时大部份的美国人一样，穷得苦哈哈。他一心要当作家，但对于题材和文字都还在摸索阶段，一心向往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米尔顿的高大尚，写出来的小说《至未识之神》（暂译，To a God Unknown，1933年出版）晦涩难懂又神祕，销路并不理想。
其实他是很有本钱写加州农场工人议题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加州人，故乡萨利纳斯又是农业重镇，他自己也曾经在农场当过工人和工头，在第一线与农场工人互动。只是时机未到，史坦贝克必须先经过一番蜕变──照顾病危的父母。
1933年3月史坦贝克的母亲奥莉芙病倒了，病情并不乐观；5月她中风，半身不遂，照顾母亲的重任落到他和妻子卡萝肩上，帮母亲洗澡、一天更换床单十几次。史坦贝克还是在混乱的照护工作的夹缝中持续写作。同年秋天，史坦贝克的父亲也病倒了，神经受损严重。
心力交瘁的史坦贝克还是继续写作，也许甚至为了逃遁一个充满死亡气味的家，而写得更加专心投入。他放下了不必要的想太多和自我怀疑，回归直觉，书写他真正熟悉、亲身观察过的加州人事物，让文字从笔尖自然地流泻而出。1934年，母亲离世，1935年，父亲离世，这两年间，他写下了许多精彩的短篇故事，还有让他一炮而红的小说《薄饼坪》（1935），以及他的劳工首部曲《背水一战》（1936，一念出版社出版）。
近身访问观察工运人士，创作《背水一战》
1933年10月，圣华金谷（San Joaquin Valley）的棉田工人发起罢工，超过18,000名工人响应，资方开枪造成2死7伤的惨剧，后来政府介入调停才稍微调高工资。
虽然照顾卧床的双亲令史坦贝克心力交瘁，他搜寻题材的雷达还是开着的。在1933年底，他透过友人引介，认识了两位曾经参与圣华金谷棉田罢工事件的共产党员，他们正躲在他附近的住家避风头。其中一人化名为赛基尔．麦克基迪（Cicil McKiddy），这个24岁年轻人在棉田罢工期间加入罐头工人与农工工会阵营，负责打字、打杂和在各工寮间跑腿传话，第一手观察到罢工领袖派特．钱博斯（Pat Chambers）如何策动、思考和行动。史坦贝克如获至宝，便出钱请他说出自己的故事。史坦贝克就是靠著这些叙述，在《背水一战》里栩栩如生地重建了罢工工人的对话、习性和处境。
《背水一战》延续了《薄饼坪》的热销，史坦贝克俨然成了加州农场工人的代言人。
一个采访委托案，成了《愤怒的葡萄》的创作缘起
1936年，史坦贝克的父母已经双双离世。他开始撰写《人鼠之间》，这部同样以流浪农场工人为题材的小说将他推上了另一个高峰。不过，成书之前，他应《旧金山新闻报》编辑乔治．卫斯特（George West）之邀，撰写一系列文章，报导从干旱风暴区涌入加州的数十万流民。这个经验成了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契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史坦贝克接下委托后，便驱车前往中央谷地，他探访了中央谷地各处流民窟，那些流民窟远看就像垃圾堆，因为打造那堆破屋的材料多半的确是从垃圾堆里挖出来的。史坦贝克看见焦虑、贫穷又饥饿的流浪农场工人在农场间奔走，努力想求得温饱，却屡屡受挫。他们住在田边肮脏的灌溉沟渠里，在柳树林里挖茅坑如厕，每个家庭都瘦得不成人样，孩童因营养不良和感染钩虫而腹部肿胀，任苍蝇停留在他们的眼上和嘴上。他们被当地人贴上了「无知」、「未受教育」、「不老实」、「怪异」等标签，警察动不动就来驱赶，不许他们在一地长时间停留，甚至会直接放火烧掉胡佛村。
流民们唯一获得人道待遇的地方，就是少数几座官办的收容所，那是罗斯福「新政」下的产物，提供了简易的木棚屋或搭帐篷用的木栈板底座。有共用的卫浴和冲水马桶（对某些居民来说，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看到冲水马桶）。居民们成立自治会，自行管理收容所的日常运作，还成立了健康、教育与娱乐等委员会办理相关事宜。一座收容所约可容纳400-500人。他们的自律、互助与自尊自重，令史坦贝克深受震撼，这些明明是有心也有能力做事的工人，却受到加州农业体制的当权者无情的抹黑、压榨和暴力对待。
史坦贝克交稿后，《旧金山新闻报》吓得不敢刊，他们很清楚，这些劳工的悲惨处境任谁读了都会发指。系列报导终于在10月5-12日间刊出来了，不出所料地引发譁然。编辑卫斯特还特别写信问史坦贝克，有没有遭遇到人身威胁。
从《人鼠之间》到《愤怒的葡萄》
1937年2月，《人鼠之间》出版了，立刻冲上畅销榜，一个月内狂销11万册，一个月后则是每天平均卖出1,000册！史坦贝克红得发紫，饱受盛名之累。他走在路上会被人认出来，有疯狂女子号称史坦贝克是她腹中孩子的爹，他甚至随身携带防身武器，以防突然遭人攻击。
但他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去年采访时遇见的那些悲惨流民劳工，一直尝试以此为题材写小说，但怎么写都写不满意，直到1938年2月，中央谷地的维塞利亚（Visalia）发生洪灾，4,000-5,000个流浪工人家庭受到波及，陷入饥荒，地方政府袖手旁观，中央政府的救灾行动则受到地方武装团体的重重阻挠。史坦贝克奔向当地，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灾，见证了惨绝人寰的状况。
极端的愤怒触发了他脑海中的大爆炸，大爆炸后，《愤怒的葡萄》即将诞生。回到住处后，他将所有的恨意宣泄而出，写成了一部6万字的著作，又销毁。5月，他终于准备好了。他在这两年来踏查过的流民窟、看见的劳工处境，还有访谈听到的每一个流浪工人故事，他们的形象、姿态、习惯和用词浅字一一在他脑中浮现、重组，转化成他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搬演着全体30万流民的苦难、挣扎和不屈不挠。史坦贝克花了一百天，就完成了这部近17万字（英文字）的史诗级巨著。
站在盛名的浪尖，开启人生新篇章
1939年4月，《愤怒的葡萄》出版，第一年就狂销超过40万册，获颁「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立兹小说奖」，也是史坦贝克196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因之一。
读者的爱慕信如雪片般飞来，几乎将他淹没；疯狂粉丝私闯民宅，想见他一面、要签名，也把他吓个半死。另一方面，史坦贝克也因为书中揭露加州的丑陋面，树立了许多敌人。批评者攻击此书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宣，恶意要颠覆美国的政治体制。它成为多所加州公立图书馆的禁书，甚至有焚书行动。谣言盛传，加州的农民联合会（资方）正密谋要以酒驾或性侵等罪名，诬陷史坦贝克。不论好坏，他无疑成为美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之列了。
从《薄饼坪》到《愤怒的葡萄》，五年间，他从无名小卒，摇身一变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文豪。照护的压力成了隐藏的祝福，让他没有多余的力气去自我怀疑、自我批判，他只是凭著直觉写，在混乱的照护生活中构筑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尽完照顾父母的责任，他则是抓住时代的脉动，将关怀转向广大的流浪劳工，写出了经典的劳工三部曲。也许，生活的重重考验里，隐藏了等著萌芽的创作种子，也说不定呢。
美国在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盘后，进入了持续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史坦贝克当然也跟大部分的美国人一样，穷得苦哈哈。不只如此，他父母也在这些年间相继病倒，他成了照护者，并且承受了丧亲之痛。
但一九三○年代对史坦贝克而言，却是写作的黄金年代。原本默默无闻的他靠著《薄饼坪》（1935）走红，又以加州流浪农场工人为主题，接连写下知名的劳工三部曲：《背水一战》（1936）、《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
他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就算生活很忙很乱很惨，用心观察生活，然后，写，写，写就对了！
生活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失业、劳资冲突激烈
一般认为，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为经济大萧条揭开了序幕。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至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间的股市狂跌，导致投资人数十兆美元瞬间蒸发。股市狂跌重创经济，逼得上千家银行关门大吉。眼看经济即将陷入衰退，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选择出手救银行业、借钱给铁路或保险等大企业，他相信挹注资金给经济金字塔上层，就能力挽狂澜，至于穷困的失业民众只能自求多福，或求助于民间的慈善组织。
胡佛的措施失败了，人民觉得他是害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1930年代，失业率攀升到25%，到处是破产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就地取材搭起一座座破棚屋，这里肮脏又混乱，人民戏称这些贫民窟为「胡佛村」（Hooverville），用以「纪念」胡佛的失能。
胡佛当了一任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了，1932年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上任，推动「新政」（the New Deal）。「新政」直接提供失业者和农人纾困金， 对金融业进行改革与管制，并大量兴建各种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推出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并且给予劳工和工会更多保障。
美国中部破产、失去土地的农人家庭大量涌入加州讨生活（详见另一篇文章〈史坦贝克代表作《愤怒的葡萄》：农民出逃潮，加州天堂路〉），导致加州的农场工人严重供过于求，大型商业农场趁机联手削减工资，不只工资低得几乎难以维生，还以各种名目苛扣工资，暴力胁迫，工寮也是破旧又肮脏。1930-32年间，加州农场本来就很常为了抗议低薪而罢工事件频传，只是都很快就被暴力镇压了。有了「新政」的加持，工会更有底气了；1932年底开始，共产党透过「罐头工人与农工工会」（Cannery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为罢工行动提供经验丰富的罢工领袖，他们知道怎么带风向、找资源、怎么鼓舞士气，使得罢工的规模扩大、胜率也有所提高。
病母逼出史坦贝克大蜕变，初尝走红滋味
史坦贝克跟当时大部份的美国人一样，穷得苦哈哈。他一心要当作家，但对于题材和文字都还在摸索阶段，一心向往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米尔顿的高大尚，写出来的小说《至未识之神》（暂译，To a God Unknown，1933年出版）晦涩难懂又神祕，销路并不理想。
其实他是很有本钱写加州农场工人议题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加州人，故乡萨利纳斯又是农业重镇，他自己也曾经在农场当过工人和工头，在第一线与农场工人互动。只是时机未到，史坦贝克必须先经过一番蜕变──照顾病危的父母。
1933年3月史坦贝克的母亲奥莉芙病倒了，病情并不乐观；5月她中风，半身不遂，照顾母亲的重任落到他和妻子卡萝肩上，帮母亲洗澡、一天更换床单十几次。史坦贝克还是在混乱的照护工作的夹缝中持续写作。同年秋天，史坦贝克的父亲也病倒了，神经受损严重。
心力交瘁的史坦贝克还是继续写作，也许甚至为了逃遁一个充满死亡气味的家，而写得更加专心投入。他放下了不必要的想太多和自我怀疑，回归直觉，书写他真正熟悉、亲身观察过的加州人事物，让文字从笔尖自然地流泻而出。1934年，母亲离世，1935年，父亲离世，这两年间，他写下了许多精彩的短篇故事，还有让他一炮而红的小说《薄饼坪》（1935），以及他的劳工首部曲《背水一战》（1936，一念出版社出版）。
近身访问观察工运人士，创作《背水一战》
1933年10月，圣华金谷（San Joaquin Valley）的棉田工人发起罢工，超过18,000名工人响应，资方开枪造成2死7伤的惨剧，后来政府介入调停才稍微调高工资。
虽然照顾卧床的双亲令史坦贝克心力交瘁，他搜寻题材的雷达还是开着的。在1933年底，他透过友人引介，认识了两位曾经参与圣华金谷棉田罢工事件的共产党员，他们正躲在他附近的住家避风头。其中一人化名为赛基尔．麦克基迪（Cicil McKiddy），这个24岁年轻人在棉田罢工期间加入罐头工人与农工工会阵营，负责打字、打杂和在各工寮间跑腿传话，第一手观察到罢工领袖派特．钱博斯（Pat Chambers）如何策动、思考和行动。史坦贝克如获至宝，便出钱请他说出自己的故事。史坦贝克就是靠著这些叙述，在《背水一战》里栩栩如生地重建了罢工工人的对话、习性和处境。
《背水一战》延续了《薄饼坪》的热销，史坦贝克俨然成了加州农场工人的代言人。
一个采访委托案，成了《愤怒的葡萄》的创作缘起
1936年，史坦贝克的父母已经双双离世。他开始撰写《人鼠之间》，这部同样以流浪农场工人为题材的小说将他推上了另一个高峰。不过，成书之前，他应《旧金山新闻报》编辑乔治．卫斯特（George West）之邀，撰写一系列文章，报导从干旱风暴区涌入加州的数十万流民。这个经验成了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契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史坦贝克接下委托后，便驱车前往中央谷地，他探访了中央谷地各处流民窟，那些流民窟远看就像垃圾堆，因为打造那堆破屋的材料多半的确是从垃圾堆里挖出来的。史坦贝克看见焦虑、贫穷又饥饿的流浪农场工人在农场间奔走，努力想求得温饱，却屡屡受挫。他们住在田边肮脏的灌溉沟渠里，在柳树林里挖茅坑如厕，每个家庭都瘦得不成人样，孩童因营养不良和感染钩虫而腹部肿胀，任苍蝇停留在他们的眼上和嘴上。他们被当地人贴上了「无知」、「未受教育」、「不老实」、「怪异」等标签，警察动不动就来驱赶，不许他们在一地长时间停留，甚至会直接放火烧掉胡佛村。
流民们唯一获得人道待遇的地方，就是少数几座官办的收容所，那是罗斯福「新政」下的产物，提供了简易的木棚屋或搭帐篷用的木栈板底座。有共用的卫浴和冲水马桶（对某些居民来说，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看到冲水马桶）。居民们成立自治会，自行管理收容所的日常运作，还成立了健康、教育与娱乐等委员会办理相关事宜。一座收容所约可容纳400-500人。他们的自律、互助与自尊自重，令史坦贝克深受震撼，这些明明是有心也有能力做事的工人，却受到加州农业体制的当权者无情的抹黑、压榨和暴力对待。
史坦贝克交稿后，《旧金山新闻报》吓得不敢刊，他们很清楚，这些劳工的悲惨处境任谁读了都会发指。系列报导终于在10月5-12日间刊出来了，不出所料地引发譁然。编辑卫斯特还特别写信问史坦贝克，有没有遭遇到人身威胁。
从《人鼠之间》到《愤怒的葡萄》
1937年2月，《人鼠之间》出版了，立刻冲上畅销榜，一个月内狂销11万册，一个月后则是每天平均卖出1,000册！史坦贝克红得发紫，饱受盛名之累。他走在路上会被人认出来，有疯狂女子号称史坦贝克是她腹中孩子的爹，他甚至随身携带防身武器，以防突然遭人攻击。
但他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去年采访时遇见的那些悲惨流民劳工，一直尝试以此为题材写小说，但怎么写都写不满意，直到1938年2月，中央谷地的维塞利亚（Visalia）发生洪灾，4,000-5,000个流浪工人家庭受到波及，陷入饥荒，地方政府袖手旁观，中央政府的救灾行动则受到地方武装团体的重重阻挠。史坦贝克奔向当地，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灾，见证了惨绝人寰的状况。
极端的愤怒触发了他脑海中的大爆炸，大爆炸后，《愤怒的葡萄》即将诞生。回到住处后，他将所有的恨意宣泄而出，写成了一部6万字的著作，又销毁。5月，他终于准备好了。他在这两年来踏查过的流民窟、看见的劳工处境，还有访谈听到的每一个流浪工人故事，他们的形象、姿态、习惯和用词浅字一一在他脑中浮现、重组，转化成他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搬演着全体30万流民的苦难、挣扎和不屈不挠。史坦贝克花了一百天，就完成了这部近17万字（英文字）的史诗级巨著。
站在盛名的浪尖，开启人生新篇章
1939年4月，《愤怒的葡萄》出版，第一年就狂销超过40万册，获颁「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立兹小说奖」，也是史坦贝克196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因之一。
读者的爱慕信如雪片般飞来，几乎将他淹没；疯狂粉丝私闯民宅，想见他一面、要签名，也把他吓个半死。另一方面，史坦贝克也因为书中揭露加州的丑陋面，树立了许多敌人。批评者攻击此书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宣，恶意要颠覆美国的政治体制。它成为多所加州公立图书馆的禁书，甚至有焚书行动。谣言盛传，加州的农民联合会（资方）正密谋要以酒驾或性侵等罪名，诬陷史坦贝克。不论好坏，他无疑成为美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之列了。
从《薄饼坪》到《愤怒的葡萄》，五年间，他从无名小卒，摇身一变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文豪。照护的压力成了隐藏的祝福，让他没有多余的力气去自我怀疑、自我批判，他只是凭著直觉写，在混乱的照护生活中构筑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尽完照顾父母的责任，他则是抓住时代的脉动，将关怀转向广大的流浪劳工，写出了经典的劳工三部曲。也许，生活的重重考验里，隐藏了等著萌芽的创作种子，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