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需要香港 香港自治问题与美中两权争斗

发表时间:2019-08-06 点阅：1900

中国还是需要香港  香港自治问题与美中两权争斗

 

 

近来香港自治问题沸沸扬扬，这其中还加入了美中政治角力，使问题越发复杂。香港的变化所代表的象征意义都极为重大，或许最后可能会继续扮演它一直以来的角色，但能在这之中取得多大优势，就取决于它的金融能力有多强。

 

中国其实并未打算永久性采取区域化的经济模式，即把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内地形成了尴尬的对峙，然而，似乎也没有预料到「协调」两种体制的抵抗力量如此顽强。

 

中国一般的态度，是使各个竞争对手相互竞争，透过不平衡的状态，打压可能的反抗。然而，根据香港最近提出将被控罪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提议，「反送中」抗议似乎扩散整个社会，几乎所有族群都联合起来，无论是商业、法律、年轻激进分子，甚至是老年人。根据抗议活动组织者，规模最大的活动参与人数达到200万人（占香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反送中议题凸显香港自治问题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将犯罪的香港人引渡至大陆的修法，除内部反对者外，也提供了外部敌人一个新武器，即香港的地位，无意中成为热议的外交武器，美国正威胁着要停止把香港视为事实上（de facto）独立的地区。这座城市最近被广受引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评为仅次于纽约与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城，并在2018年的全球IPO排名中位居榜首。

 

美国此举将正式承认香港的性质基本上不再与1997年移交给中国时相同，也提醒持有香港发行的证券必须注意政治风险。但美国如果真的这么做，其实也只是承认中国早已宣称的事实。习近平主席正系统性地消除任何共产党无法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显然香港如果保持自由，将成为这个愿景的一大障碍。

 

香港或成为美中谈判筹码

 

美国相当认真看待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更将其写入法律之中。1992年通过的《香港关系法》（US-Hong Kong Policy Act）不将香港视为中国经贸系统的一部分，虽然对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投下了阴影，但美国与香港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友好的。2018年，香港是美国第10大商品出口市场，香港也设有290个美国公司的地区总部、434个区域办事处。

 

此外，美国并不怕把香港当成谈判筹码，在各方期待已久的贸易休战之际，川普总统之前就在G20高峰会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最近的香港抗议活动。川普并不特别同情香港，但他对国际关系的确抱持强烈的零和观点，尤其相信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未来如果情势需要，他可能就会拿改变香港的地位当成筹码，以威胁中国。

 

香港的任何变化可能都只有象征意义，但这些象征意义相当重大。美国给予香港大量特殊待遇，包括允许其接触敏感科技、拥有签证特权、不受对中关税影响等等。但美国也可以撤销任何一项待遇，所以可能会毫无下限地以此与中国谈判。因此，中国即使完全不管人权问题，也必须严正看待香港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它想避开美中贸易战的关税，许多商品就需要转至香港重新出口。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欧（Marco Rubio）日前提出草案，要求美国每年重新评估一次香港的自治权。这不仅能够持续对中国施压，而且鉴于美国在香港拥有许多直接商业利益，它似乎也是最可行的方案。但这项法案与《香港关系法》彼此独立，《香港关系法》将继续存在，其允许行政部门不需征求国会同意就能直接采取行动，因此也适合透过推特发出威胁。

 

中国不能无视外资诉求

 

虽然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香港的抗议，却也不能让香港就此凋零。首先，抗议群众有一定的硬实力，他们形成了一股最可能挑战习近平中央集权的力量，这群人不仅组织严密，而且与国际媒体，甚至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台湾（中国政府宣称未来台湾将与中国大陆统一）也对于类似行动得到启发。剥夺以前在香港存在的权利，将比在大陆先否认掉这些权利，导致的抵抗力量是更强大的。

 

此外，中国目前还不能直接无视外国投资者的诉求，其之前持续多年的资本盈余已经结束，如今面临数十年来首次的经常帐赤字，迫使政府如果不让人民币贬值，就得面临更多资本流入。贸易战正威胁著中国的外汇存底。此外，在中国包商银行被查封之后，投资者发现银行间流动性问题出现恐慌，中国的银行债券并没有获得完全担保。

 

香港的核心价值是金融中心，而金融监管方面的最新发展，让我们更了解中国的整体计划。中国的财政部与香港的财务汇报局在5月签订了备忘录，允许财务汇报局检阅那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包括之前因为语焉不详的「国家机密」法律和无法查阅的审计纪录。

 

根据之前的经验，这些「机密」可能涉及一些会影响到公司价值的诈欺行为，也可能与官员的财富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其他细节有关。鉴于中国不愿意揭露，我们的确可以怀疑其中某些资讯攸关重大。而被夹在中间的会计事务所，则因未能提供相关文件而被追究责任。

 

中美之间也有类似的争端，但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中美不但没有达成类似的协议，情况更恶化到参议员卢比欧提出另一条新草案，要求证券交易所将美国政府无法查核审计资料的中国企业除名。

 

其实，卢比欧的方案有两大方向，一是对香港没有太多干预，期望把香港当成金融中心；另一个目标则是期望透过香港问题来弱化北京。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两地资讯共享，北京似乎也想让香港继续当金融中心。北京原本可以支持现状，培植上海成为一个符合北京意识形态的投资中心，这样中国企业的相关资讯就不会流出中国大陆。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宁愿务实，继续把香港当成金融中心，对它而言是比较方便的。

 

人权与投资人权利关系日益密切

 

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渐进式改革是否足以维持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依然倾向源于英国的法治体系。中国那种拒绝接受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法律系统，一直以来都是阻碍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绊脚石。

 

从无到有打造一个全新的金融中心，没有想像中容易，过程中的各个面向都会大大受到当地历史的影响。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打造一个具备各种不同人才、能力彼此互补的人力资源库。这意味着金融中心除了经常提到的商业法架构以及金融媒体自由以外，还需要具备学术自由、保障个人权利，以及愿意跨国合作的国际主义。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都把人权问题放在政策的第二线。但这种立场如今可能会改变。首先，中国之前一直习惯将人权问题说成它的「内部事务」，但随着其海外影响力急速上升，这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它在外国领土上侵犯了人权，人权问题就会变成国安问题。特别是对于香港来说，因为目前中国有许多海外政策，例如一带一路等，都把香港当成中继站。

 

其次，人权与投资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过去，外国企业都只在中国生产简单的商品，而且企业也知道在中国做生意必须面对许多管理上的难题。但随着商业变得越来越复杂，筹募的资金越来越多，中国法律体系的落伍之处所带来的曝险加剧。

 

无论西方所重视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中国共产党优先考虑的都是保持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能力（避免中国将陷入混乱）。但中共发现，其影响力仍然有限。对于离北京比较远的地方，通常也比较能接受这一事实。

 

照此说来，香港最后可能会继续扮演它一直以来的角色。中国大陆的打击力度不会太大，而美国会将香港当成对中国施压的杠杆。至于香港能在这之中取得多大优势，主要就取决于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有多强。（本文作者为台湾金融研训院外籍特聘研究员）

 

〈更多文章内容请详：台湾银行家 [第1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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