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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世界运作的真相,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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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Nathana Rebouças on Unsplash

 

我们历经了三十年政治与经济的实验。当美国与其他大国削弱了对工业巨头之规模和实力的控制时,会发生什么事?允许集中的私人权力不受限制的成长,并且放弃阻止大多数反竞争行为,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认为,答案相当简单。我们正在重现一个世纪之前,亦即第一个镀金年代(Gilded Age)的经济与政治,仍存在重演更多二十世纪标志性错误的严重危险。那个时代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极端的经济集中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与物质痛苦,助长人们支持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的领导政权。然而,我们似乎对上个世纪最大的教训视而不见,并往同样的道路走去。如果说我们从镀金年代学到一件事,那就是:通往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权的道路上,铺满了未能满足一般大众需求的经济政策。

 

看看全球经济,并且目睹集中寡占与垄断企业的主导状况,金融、媒体、航空、电信等产业的垄断可说是最为明显,也就是规模大的公司可以恣意对待顾客与竞争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科技平台的巨大力量,尤其像 Google、Facebook,以及亚马逊(Amazon),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有无比影响力。私人权力的集中带来财富的再次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更为扩大。

 

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促使选举政治改变且日益激进。就如镀金年代,心怀不满且日渐衰落的中产阶级,开始支持激进反企业与民族主义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迎合了超越党派的不满情绪。全球重新燃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把中产阶级的式微归咎于外籍劳工、外国产品与菁英阶层的阴谋。人们普遍对大企业以及其对待顾客的方式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集中或垄断的产业,像是保险、制药、航空,以及其他麻木不仁的企业巨兽。许多人害怕 Google、亚马逊,以及 Facebook,担心它们不只能控制商业,还会控制政治、新闻,以及我们的隐私讯息。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然再次面临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所称的「巨头的诅咒」,正如他警告的,此为对民主本身的强烈威胁。当我们接受产业对选举与立法的影响力比普通公民还大时,人们还能说什么呢?当美国制药界能把药品价格提高数倍,是否自信政府不会出手干预?当中产阶级对医疗保险、税收、工作环境、住房,以及其他决定生活方式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影响力,又会如何?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些被忽视超过一世代的问题。极度的产业集中,是否确实能与公民间的大致平等、产业自由,或民主本身的前提相容?我们能否在一个垄断企业主导的经济中,创造广大的财富与创业机会感?私人权力是否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企业对政府与大家的生活产生过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这些问题早有答案。《巨头的诅咒》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如何恢复以及更新针对企业巨兽的典型解方──反托拉斯法和其他反垄断法,来迎接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在将近一个世纪中,反托拉斯法一直是反垄断规范的实践与理论,它试着限制产业过度集中,并管制垄断的行为。

 

随着意识型态的转变,反托拉斯法也曾陷入冬眠期,但它很快卷土重来以满足时代的需求。为了实现它的使命,美国的反托拉斯法需要回归其更广泛的目标,并提升其能力。它需要更好的工具来评估新形式的市场力量,来衡量宏观经济的论点,并严肃看待产业集中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关联。它需要利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所提供的一切。它需要更强大的解决办法,包括重新拆解,这些措施的设计必须谨记反托拉斯的更大目标。最后,它需要让法院重新参与布兰迪斯所称「抑制或甚至破坏竞争的行为」的执法工作。

 

替代方案则是缺乏吸引力。在二十世纪,无法控制私人权力、未能照顾国民经济需求的国家面临了独裁者的崛起,他们向人民承诺,会立即将大家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一个与垄断产业合作的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崛起,与法西斯主义与独裁主义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诚然,单靠反托拉斯法,不能解除大企业的诅咒,或是消除私人权力的氾滥,但它击中了问题的根本,重新启动法律的引擎是解决已达宪法层面问题的重要关键。

 

因此,《巨头的诅咒》这本书远没有那么激进,实际上是在呼吁走中间路线,在经济结构控制我们之前,先控制住它。它并不认为反托拉斯已退化到无可救药,也不把它的实践者贴上不专业或不明智的标签。相反的,本书主张,反托拉斯法已经看不见自己的目标,未能完成其核心任务。我提出的种种作法,可能可以重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托拉斯法,将它恢复为正常运作民主政权中必要的私人权力制衡。

 

而为了要了解现在的处境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回到过去那一刻,那个开始处理今日仍面临的问题的时刻。

 

≈本文撷取自《巨头的诅咒》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