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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玛希....

香港内地化已然完成

发表时间:2022-06-09 点阅: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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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ulia Tet on Unsplash


1995年6月,早在英国宣布将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之前,《财星》(Fortune)杂志就曾撰文提及「香港的死亡」。

当时人们越来越担心原来自由奔放的资本主义城市,在共产主义祖国的统治下将会走样,而两位作者在这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香港未来将变得如何,其实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玩完了』。」

近25年来回看香港的发展,《财星》杂志似乎有些言之过早。

近来北京的一些动作确实令人不安,例如北京未能兑现香港普选的承诺,但是香港在许多方面的发展仍算是相当顺畅。

尤其,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吸引了野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市场迅速增长,也吸引了许多银行家纷纷涌入香港,香港一直稳坐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宝座。

更重要的是,中国之前并没有乱动由英国人建立的法律基础设施,香港之所以曾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此地经商,正是归功于这些法律基础。

此外,香港的媒体环境也比内地来得自由,这是金融顺利发展的关键。

2020年6月,中共政府绕过香港立法机关,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香港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政府利用国安法噤声、制裁和监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士,甚至包括记者,《财星》于1995年的悲观预言似乎逐渐应验。

然而,对香港金融中心的支持者来说,最后一根稻草并非国安法,而是最近比照内地实行的「清零」防疫政策,中国政府希望借由政治力量将目前的疫情消除殆尽,可惜事与愿违。

香港跟进了内地的政策,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并强制返国的香港居民在入境后,必须在防疫旅馆隔离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越来越多外国人逃离了这座城市,为了避免激怒北京,企业的动作相对低调,但是也一样掀起出走潮。

亚洲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ASIFMA)去年一项调查发现,所有在香港的大型国际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中,有将近半数正将至少部分员工或职缺迁出香港。

香港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1月的调查显示,60%的会员认为过去一年香港的法治正在恶化,但只有5%的会员明确表示计画将总部迁出香港。

也许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太过敏感,大约一半的会员表示「还不确定」要怎么做。

亚洲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和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都是在香港爆发最严重疫情之前进行的。

疫情期间,香港比照了中国内地追求的清零目标,实行一系列的「抗疫措施」,例如推行方舱医院等隔离方式,并且考虑对所有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虽然香港后来放弃了大规模检验,并表示希望采取不同的作法,例如在4月的时候,将隔离时间缩短至7天,5月的时候取消了过去26个月以来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的命令,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许多长期在香港做生意的商界人士,如今皆对香港政府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港府治理无能。

今年4月,特首林郑月娥在四面楚歌的局势中表示,以家庭因素为由放弃追求连任。

她的继任者是李家超,警务背景出身,曾领导镇压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

李家超应该有北京当局撑腰,但不太可能缓解商业界的担忧,而且真要说起来,中共之所以选择一名警察,而非商业老将来坐这个位子,就显示他们把稳住香港政局看得比维系香港经济更重要。

李家超在5月这场亲北京的选举中胜选,他于记者会上发表当选宣言称,「我会坚定维护《宪法》及《基本法》确立的宪制地位,守住法治的核心价值,坚持底线思维,抵御来自内外的威胁和破坏,保障香港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中心

 
然而,香港实际上一国两制的终结,并不表示国际金融公司在香港毫无出路,因为仍有许多人对中国内地依旧抱持很高的期待。

著名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涵盖了广东省的9个城市、香港和澳门,共计8,600万人口。

有些公司可能会将人员转移到内地,但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诸多限制,比如资本管制,对这些公司来说,香港仍为他们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是长期来看,以香港为区域基地的跨国企业,将可能把更多人员转调到新加坡。

与香港比起来,新加坡的经商环境更稳定,更有规则可循,而且政治领导能力更强,法治建设水准也更高。

虽然新加坡不太保障媒体自由,但至少分析人士可以自由谈论金融和经济问题,而在香港对中国企业或中国经济做出任何批评,都有可能让分析师和其雇主惹上麻烦,所以能看到的全都是取悦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完全不值得投资客参考。

新加坡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前500大企业总部职缺最多的亚洲城市,苹果、微软、通用汽车或迪士尼等公司都在这个城市国家设立区域总部。

与此同时,除了中国企业以外,越来越少国际企业在香港设总部。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总部办公室大约有197间,到了2021年变成252间,相较之下,2018年美国企业在香港的总部办公室有290间,但到了2021年下降为254间。

同一时间,将总部设在香港的日本企业数量也有所下降,从原本的244家,降至210家。总体来说,香港地区的企业总部数量从2018年的1,530家,降到了2021年的1,457家,减少了约4.7%。

香港最近严格的防疫措施,很可能会刺激更多企业决定出走。

比起新加坡和其他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明显优势在于,能够吸引高额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新加坡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通程度都比不上香港。

自2009年以来,香港IPO已连续7次位居全球第一,在此期间,新加坡从未进过前10名。

尽管2022年香港IPO表现低迷,但中国稍微放宽了对科技公司的长期打压,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出现复苏。

为了挽救被清零政策影响的经济,4月下旬,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中表示,北京当局将暂缓针对科技公司的监理行动。

会后发表的一项声明指出,中国将推动网际网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

因恶劣的市场环境而中断香港IPO计画的中国科技公司,将重新审慎进行IPO。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IPO就是蚂蚁集团,该企业2020年曾在沪港两地申请上市,原本预计将筹资345亿美元,公司市值估计约3,135亿美元,却被监理机关叫停。

虽然蚂蚁集团目前的市值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被迫改组而降低了盈利能力,但如果获得监理机关批准,其上市首日的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

另一家预计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为滴滴出行,该公司自去年6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表现一直不尽理想。

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监理机关仍未批准滴滴出行将上市地点移至香港的计画。监理机关的说法是,除非滴滴出行按照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规定,进行大「整改」,否则不予批准。

不过现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表示,有意支持科技产业,那么滴滴出行应该很快就会获准上市。

美中冲突实际上已经迅速演变成两大文明之间的战争,而从长远来看,两国之间为时已久的紧张关系,就是香港IPO市场的最大机会。

像阿里巴巴这些不久前曾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将会透过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来规避风险;其他曾考虑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同样也会转向香港进行IPO。

无论如何,《财星》杂志199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曾引用一位匿名的香港巨富说法,如今仍让人相当有感:香港之后也会是「一个可以让你赚很多钱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台湾金融研训院特聘外籍研究员;译者为廖珮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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