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内地化已然完成

发表时间:2022-06-09 点阅：1028

1995年6月，早在英国宣布将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之前，《财星》（Fortune）杂志就曾撰文提及「香港的死亡」。

当时人们越来越担心原来自由奔放的资本主义城市，在共产主义祖国的统治下将会走样，而两位作者在这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香港未来将变得如何，其实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玩完了』。」

近25年来回看香港的发展，《财星》杂志似乎有些言之过早。

近来北京的一些动作确实令人不安，例如北京未能兑现香港普选的承诺，但是香港在许多方面的发展仍算是相当顺畅。

尤其，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吸引了野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市场迅速增长，也吸引了许多银行家纷纷涌入香港，香港一直稳坐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宝座。

更重要的是，中国之前并没有乱动由英国人建立的法律基础设施，香港之所以曾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此地经商，正是归功于这些法律基础。

此外，香港的媒体环境也比内地来得自由，这是金融顺利发展的关键。

2020年6月，中共政府绕过香港立法机关，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香港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政府利用国安法噤声、制裁和监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士，甚至包括记者，《财星》于1995年的悲观预言似乎逐渐应验。

然而，对香港金融中心的支持者来说，最后一根稻草并非国安法，而是最近比照内地实行的「清零」防疫政策，中国政府希望借由政治力量将目前的疫情消除殆尽，可惜事与愿违。

香港跟进了内地的政策，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并强制返国的香港居民在入境后，必须在防疫旅馆隔离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越来越多外国人逃离了这座城市，为了避免激怒北京，企业的动作相对低调，但是也一样掀起出走潮。

亚洲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ASIFMA）去年一项调查发现，所有在香港的大型国际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中，有将近半数正将至少部分员工或职缺迁出香港。

香港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1月的调查显示，60%的会员认为过去一年香港的法治正在恶化，但只有5%的会员明确表示计画将总部迁出香港。

也许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太过敏感，大约一半的会员表示「还不确定」要怎么做。

亚洲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和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都是在香港爆发最严重疫情之前进行的。

疫情期间，香港比照了中国内地追求的清零目标，实行一系列的「抗疫措施」，例如推行方舱医院等隔离方式，并且考虑对所有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虽然香港后来放弃了大规模检验，并表示希望采取不同的作法，例如在4月的时候，将隔离时间缩短至7天，5月的时候取消了过去26个月以来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的命令，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许多长期在香港做生意的商界人士，如今皆对香港政府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港府治理无能。

今年4月，特首林郑月娥在四面楚歌的局势中表示，以家庭因素为由放弃追求连任。

她的继任者是李家超，警务背景出身，曾领导镇压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

李家超应该有北京当局撑腰，但不太可能缓解商业界的担忧，而且真要说起来，中共之所以选择一名警察，而非商业老将来坐这个位子，就显示他们把稳住香港政局看得比维系香港经济更重要。

李家超在5月这场亲北京的选举中胜选，他于记者会上发表当选宣言称，「我会坚定维护《宪法》及《基本法》确立的宪制地位，守住法治的核心价值，坚持底线思维，抵御来自内外的威胁和破坏，保障香港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然而，香港实际上一国两制的终结，并不表示国际金融公司在香港毫无出路，因为仍有许多人对中国内地依旧抱持很高的期待。

著名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涵盖了广东省的9个城市、香港和澳门，共计8,600万人口。

有些公司可能会将人员转移到内地，但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诸多限制，比如资本管制，对这些公司来说，香港仍为他们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是长期来看，以香港为区域基地的跨国企业，将可能把更多人员转调到新加坡。

与香港比起来，新加坡的经商环境更稳定，更有规则可循，而且政治领导能力更强，法治建设水准也更高。

虽然新加坡不太保障媒体自由，但至少分析人士可以自由谈论金融和经济问题，而在香港对中国企业或中国经济做出任何批评，都有可能让分析师和其雇主惹上麻烦，所以能看到的全都是取悦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完全不值得投资客参考。

新加坡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前500大企业总部职缺最多的亚洲城市，苹果、微软、通用汽车或迪士尼等公司都在这个城市国家设立区域总部。

与此同时，除了中国企业以外，越来越少国际企业在香港设总部。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总部办公室大约有197间，到了2021年变成252间，相较之下，2018年美国企业在香港的总部办公室有290间，但到了2021年下降为254间。

同一时间，将总部设在香港的日本企业数量也有所下降，从原本的244家，降至210家。总体来说，香港地区的企业总部数量从2018年的1,530家，降到了2021年的1,457家，减少了约4.7%。

香港最近严格的防疫措施，很可能会刺激更多企业决定出走。

比起新加坡和其他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明显优势在于，能够吸引高额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新加坡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通程度都比不上香港。

自2009年以来，香港IPO已连续7次位居全球第一，在此期间，新加坡从未进过前10名。

尽管2022年香港IPO表现低迷，但中国稍微放宽了对科技公司的长期打压，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出现复苏。

为了挽救被清零政策影响的经济，4月下旬，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中表示，北京当局将暂缓针对科技公司的监理行动。

会后发表的一项声明指出，中国将推动网际网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

因恶劣的市场环境而中断香港IPO计画的中国科技公司，将重新审慎进行IPO。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IPO就是蚂蚁集团，该企业2020年曾在沪港两地申请上市，原本预计将筹资345亿美元，公司市值估计约3,135亿美元，却被监理机关叫停。

虽然蚂蚁集团目前的市值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被迫改组而降低了盈利能力，但如果获得监理机关批准，其上市首日的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

另一家预计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为滴滴出行，该公司自去年6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表现一直不尽理想。

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监理机关仍未批准滴滴出行将上市地点移至香港的计画。监理机关的说法是，除非滴滴出行按照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规定，进行大「整改」，否则不予批准。

不过现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表示，有意支持科技产业，那么滴滴出行应该很快就会获准上市。

美中冲突实际上已经迅速演变成两大文明之间的战争，而从长远来看，两国之间为时已久的紧张关系，就是香港IPO市场的最大机会。

像阿里巴巴这些不久前曾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将会透过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来规避风险；其他曾考虑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同样也会转向香港进行IPO。

无论如何，《财星》杂志199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曾引用一位匿名的香港巨富说法，如今仍让人相当有感：香港之后也会是「一个可以让你赚很多钱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台湾金融研训院特聘外籍研究员；译者为廖珮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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