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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玛希....

没有花费上限,只有「是否符合公司最大利益?」

发表时间:2020-11-23 点阅: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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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rkus Spiske on Unsplash

 

我不想用官僚体系扼杀员工的创意和效率。费用规定只是乍看能降低风险与省钱。就算拿掉规定后员工的花费稍微变多,代价依然远小于员工无法发挥创意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我最爱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14年,一位初级工程师发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星期五早上,合作伙伴接洽部门的主管奈吉抵达Netflix矽谷总部。他们正在测试Netflix在三星和索尼等官方合作伙伴生产的电视上的串流品质。但奈吉一走进工作区就愣在原地。他看到的景象,应该说他没看到的景象,令他惊慌不已。他回忆道:

 

Netflix投资重金,希望顾客在超高画质的4K电视上也能收看《纸牌屋》,问题是目前为止没有电视支援4K。我们空有超清晰画质,但没几个人看得到。现在,我们的伙伴三星推出了目前市场上唯一的4K电视,价格昂贵,而且没人知道消费者会不会买单。我那年的重点目标就是希望与三星合作,让更多人能用4K画质收看《纸牌屋》。

 

我们有一个媒体曝光机会,《华盛顿日报》高科技产品线记者福勒(Geoffrey Fowler)约有两百万读者,他答应用三星的新电视收看《纸牌屋》进行实测。星期四,三星工程师带着4K电视来到Netflix与我们的工程师先作测试,确保福勒先生有绝佳的观看体验。傍晚测试完毕,我们都安心回家了。

 

但星期五早上电视居然不见了。我问了设备部门,才知道新电视和我请他们清理的一批旧电视一起被丢掉了。

 

这下惨了。新电视预定要在两小时内送到福勒家的客厅。现在联络三星的人也来不及了。我们得赶在十点前再买一台电视。我开始联络市区每一家电器卖场。得到的答复都是:「不好意思,我们没卖高画质电视。」我的心脏都跳上了喉咙,看来我们赶不上了。

 

就在我快哭出来时,团队里最资浅的工程师尼克冲进公司。「奈吉,你放心,」尼克说,「我处理好了。我昨晚来公司看到电视被扔了,你没回我电话和简讯,所以我开车去特拉西的Best Buy买了同款电视,今天早上测试过了。电视的价钱是两千五百美元,但我当下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我目瞪口呆。两千五百美元!一个初级工程师觉得公司授予他这么大的权力,可以未经批准就花这么大笔钱,只因为他觉得这是对的决定。我当下松了一口气。这种事在微软、惠普,或其他我待过的公司绝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都需要层层批准。

 

最后,福勒很喜欢高画质串流,《华尔街日报》刊出他的评论:「就连处变不惊的总统在高画质下也冒汗了。我用高画质电视播放Netflix影集《纸牌屋》时,还看得见饰演副总统的凯文.史贝西嘴唇上方的汗珠。」

 

我不希望有太多规定妨碍员工及时做出正确决定。对Netflix和三星来说,福勒的评论价值比那台电视高出好几百倍。尼克的行动只依据简单的指导原则:「以Netflix的最大利益为考量」。这份自由让他能善用判断力,做对公司好的事。

 

♦本文摘录自零规则:高人才密度x完全透明x最低管控, 首度完整直击Netflix圈粉全球的关键祕密